“真相调查”在我国知识分子、活动人士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中一直备受 关注，但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与运用却非常缺乏了解。普里西拉·B·海 纳（Priscilla B. Hayer）在这个研究报告中，比较了 13 个国家在 1974-1994 年期间 建立的 15 个真相委员会。它虽然写于 1990 年代，但仍有助于填补我们在这方 面的知识空白或短缺。原文首发于 1994 年《人权季刊》第 4 期（Human Rights Quarterly, Nov., 1994, Vol. 16, No. 4 (Nov., 1994), pp. 597-655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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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因涉嫌受贿被起诉；2、香港 23 条与国安法同步执法引发国际关注；3、亲欧盟中间派候选人赢得罗马尼亚总统大选；4、保守派卡罗尔·纳夫罗茨基赢得波兰总统选举；5、蒙古总理因儿子奢华生活辞职；6、加沙人道危机恶化；7、荷兰极右翼政党因移民政策分歧退出执政联盟；8、中国警方大规模抓捕耽美小说创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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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在中国境内“田野”和“学术交流”趋于困难，影响中国研究和教学前景。不过，许多学者在田野及学术交流顺利时，有过大量研究成果，却对近年中国形势特别惊讶，似乎存在田野的“碎片”和学术交流的“烟雾”。数十年来，一些研究并未仰赖田野和学术交流，而能免于误判、误导。这些研究从理论基准和经验现象掌握“体制延续性”，在信息相对丰富、开放的场域中，形成共通研究意识和社群，对中国研究和教学的方向有所启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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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之后，中国当局对此前活跃的公民社会力量进行清算，中国公民社会运动逐渐陷入消沉。然而，此前不在大众和主流媒体视野的左翼行动者并没有停止活动，他们在 2017 年底，以全新面貌出现在抗争的聚光灯下，与此同时，反性骚扰运动 #MeToo 迅速席卷中国各界。这两波力量与仍在寻找出路的自由主义者相结合，出现了一个守望相助的“反国家主义联盟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个联盟的存在是短暂的，并且很快出现了撕裂和割席。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于分析此前的公民社会运动，而在于阐述“反国家主义联盟”出现的契机、理论基础和实践受挫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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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评估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，指出其制度性权力高度集中，依靠“总 书记 + 军委主席”体制、反腐整风、意识形态重建和军队绝对效忠，实现了党内空前的集权局面。但文章也强调，习近平的非制度性权威严重不足，既无毛的建国之功，也无邓的改革之绩，缺乏政治“事功”的支撑，导致党内和社会对其多是“畏权而不服德”。习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试图弥补此弱点，却因政策争议和缺乏接班安排，令政权稳定性面临隐患。尤其在经济下行、中美对抗、台湾问题等多重挑战下，其权力与权威之间的失衡将成为未来统治风险的关键隐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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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中国以何种方式实行转型正义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转型 是以何种方式发生。如果转型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，转型正义更可能会以 真相与和解的方式进行。其内容包括：实行言论自由，释放良心犯，取消 黑名单，平反冤假错案，还原历史真相，对受迫害者经济赔偿，确定压迫 者的责任并对其宽恕，开放政治档案，建立防止侵犯人权的机制，移除暴 政象征，建立纪念物，以及经济清算等。经济清算是中国特有的问题，因 为中国是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，是在没有民众参与的情 况下进行私有化，这样的私有化势必沦为权贵私有化，因此未来中国的转 型正义还需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。最后，文章强调，民主转型 与转型正义是一个过程，不可能一步到位，必须确定轻重缓急，应把实行 言论自由与释放良心犯放在第一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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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一个国家开始民主转型的时候，一个必须面对的、复杂和棘手的问题，就是如何处理专制政权过去严重的反人权犯罪，包括屠杀、酷刑、强迫失踪等。中国未来在结束专制走向民主的时候，当然也会面对这一问题。

从其他国家转型的经验看，就是否审判独裁者和某些犯有严重反人权犯罪的警察、军人而言，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转型模式。如果转型是掌权者相对主动开启、领导的，审判通常没有可能；而如果转型是在独裁政权被推翻的情况下发生的，则审判可能无法避免。

赛缪尔 • 亨廷顿在其《第三波》做出了这一结论。1 研究民主转型的中国异议学者王天成在其《大转型》中也得出了相同看法。2 当然，在不起诉、审判的情况下，并不排除使用真相调查、禁止竞选或担任特定公职、赔偿受难者等其他转型正义形式。

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、主导的情况，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、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？从迄今的情况看，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？基于不同的模式，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？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，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？

就这些问题，《 中国民主季刊》 邀请了黄默、 蒂莫西 · 朗曼 (Timothy Longman)、陈奎德、周锋锁、王超华、冯崇义等6位专家和活动人士进行了笔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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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监控、神经技术、量子计算和数字货币等前沿技术打造数据中心型专制主义，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些新兴技术也正在被中共输出到世界各地，威胁全球的民主价值和人权保障。瓦伦汀 · 韦伯博士是研究这一重大议题的权威学者，长期追踪中国数字专制主义的发展与全球扩散。他提出的 “ 数据中心型专制主义 ”(data-centric authoritarianism) 概念，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代专制体制运作的新特征。受《中国民主季刊》的委托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何流先生对韦伯博士进行了专访。本次访谈围绕韦伯博士最新发表的重要报告《数据中心型专制主义：中国前沿技术的发展如何使镇压全球化》 (Data-Centric Authoritarianism: How China’s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Technologies Could Globalize Repression) 展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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